伴随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，慢慢的变多城市一面饱受“垃圾围城”之困，另一面也面临“无地可埋”的窘境。作为高度节约土地资源的无害化解决方法，垃圾焚烧发电前景广阔，但也备受误解和争议。到底该如何趋利避害，让垃圾焚烧发电为更多人所接受，考验着城市的文明程度和治理水平。

  垃圾，人人嫌弃，可并非毫无用处。新年伊始，一批应邀参观的深圳市市民代表就目睹了生活垃圾“变废为宝”的历程。在深圳市宝安区老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，隔着控制室的全透明玻璃俯瞰，只见一只钢铁巨“手”不停地从垃圾贮存坑里“捞”起垃圾，送进近千度高温的焚烧炉，将垃圾焚烧发电。

  “这个贮存坑可贮存几万吨垃圾，垃圾要先在这里存放，进行四五天的脱水发酵后再进行焚烧。每天的4000多吨垃圾可发电170万千瓦时。”老虎坑电厂负责人钟日钢介绍，该厂通过垃圾焚烧发电，每年减少垃圾直接填埋量100万吨，减排二氧化硫约1750吨、氮氧化物666吨，发电约3.6亿千瓦时。

  传统的垃圾解决方法以卫生填埋、高温堆肥为主，需大量占用土地，也容易带来环境污染问题。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，大中城市有限的土地资源愈发“捉襟见肘”。2009年以前，北京市90%以上生活垃圾采用卫生填埋方式，每年消耗500亩土地。据2013年的统计，北京市8座大型垃圾填埋场3年内将被填满。近年来，垃圾焚烧发电因高度节约用地且更加环保，得到快速发展。

  上海市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告诉《经济日报》记者，垃圾焚烧具有项目用地省、处理速度快、减容效果好等优势：垃圾焚烧厂的用地面积是垃圾填埋场的1/20-1/15；垃圾在填埋场中常常要7年到30年的分解时间，焚烧处理只要2小时左右；垃圾通过填埋可减少30%容量，而焚烧可减少90%。“通常来说，对于人口密集、经济发达、土地资源稀缺的大中城市，应该优先选择垃圾焚烧方式。”张益说。

  从1979年到现在，深圳市每天产生的垃圾由7.5吨增长到1.5万吨，增长了约2000倍。为此，深圳市建成7座焚烧发电厂，日垃圾焚烧解决能力7875吨，焚烧处理率达51%，年发电量约11.6亿千瓦时，总规模达全国之最。深圳市还制定了“争取在2020年实现全量焚烧”的战略目标。

  对于垃圾焚烧发电，人们最大的担心，莫过于焚烧会产生二恶英污染。对此，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、环境化学与生态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郑明辉表示，生活中的二恶英排放源很多，空气和食品都含有二恶英，地球任何角落都有。而生活垃圾燃烧排放的二恶英非常少，不足总排放量的百分之一。

  据德国权威机构研究，如采用严格的欧盟污染控制标准，垃圾焚烧产生的污染仅为垃圾卫生填埋的1/50左右。此前环保部和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《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》，将二恶英类控制限制在国际上最严格的标准。

  老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工程将垃圾焚烧后剩下的废气，通过管道运送到烟气排放车间，经过倒三角形的半干式反应塔、活性炭喷射、袋式除尘器，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得到吸附沉淀。“经过实际检测，不仅是二恶英，废弃物中其他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都低于欧盟标准，所以市民不用担心垃圾焚烧的危害。”钟日钢说。

  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聂永丰告诉《经济日报》记者，业内提出了“面向未来的蓝色垃圾焚烧厂”理念，“蓝色垃圾焚烧厂”具有更严格的烟气排放指标、更显著的能源利用效率、更先进的资源综合利用、更透明的企业运作情况和更完善的公用服务设施。

  张益介绍，“蓝色垃圾焚烧厂”采取了温度场成像与自动燃烧控制相结合的智能燃烧控制管理系统，以实现垃圾在炉膛内的充分稳定燃烧，可以使炉渣热灼减率小于3%，并大幅度降低烟气污染物的产生量。采用脱酸效率更加高的湿法工艺，并增设全球最先进的SCR低温催化脱硝及分解二恶英的设施，以大幅度降低二恶英及氮氧化物等排放，较欧盟标准严格2倍，而较高温催化剂的能量消耗减少50%以上。

  垃圾焚烧发电虽有着非常明显优势，但发展却并非一帆风顺。近年来，不少地方因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问题，频频引发“邻避”事件，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。

  所谓“邻避”，指居民或当地单位因担心建设项目（如垃圾场、核电厂、殡仪馆等设施）对身体健康、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，产生嫌恶情绪，滋生“不要建在我家后院”的心理，由此采取的强烈、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行为。如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部分群众反对当地拟新建的垃圾焚烧厂、湖南某地示范工业园区垃圾焚烧项目遭到附近高校教职工的反对等。

  究其原因，当地群众反对的不是垃圾焚烧，而是反对把垃圾焚烧厂建在自己的家门口。“反建和反焚烧是不同的概念。反建是社会问题，反焚烧则是技术问题。这样一些问题的出现，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管理上的水准。”在接受《经济日报》记者正常采访时，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表示，垃圾处理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，而是复杂的社会问题，需要政府、企业和公众三方形成合力。

  化解公众信任危机，要靠政府在项目决策时提高公众参与度，充分听取市民意见和建议，做到全过程公开透明、合理合法，努力争取市民的理解与支持。例如，北京市经过沟通与协调，最终决定放弃在六里屯建设垃圾焚烧厂，而将投资20多亿元、亚洲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落户到相对偏远的门头沟区鲁家山。

  另一方面，对于公众担心垃圾焚烧发电厂会造成环境污染问题，既要提高技术水平和处理标准，也要做好环境信息公开，随时接受群众监督，消除群众疑虑。“由政府部门委托第三方进行常态监管，并采用按时进行检查和不定期抽查的机制，对运行管理上的水准做综合考评。”张益表示，应建设数字化焚烧工厂，在厂界内、工房内设置无死角的监测和监控站点，实时采集各项工况指标，污染物排放指标实时上传到政府部门指定网站，公众可实时查询，也可调阅过往数据。实行无厂界的开放式管理方式，公众可通过预约到焚烧厂进行参观和查询。同时定期对焚烧厂的管理情况、运作状况等进行总结和公布，全面接受社会监督。

  聂永丰还建议，应由政府主导在垃圾焚烧厂周边建设主题公园，实现绿化覆盖率增加50%以上，污染物本底值降低30%以上，通过垃圾焚烧厂建设带动旁边的环境整体升级，大幅度提高区域环境质量。